2023年说出“玩不起就别玩”的足协领导是一位高姓领导，曾经是北京国安球员。山东泰山和北京国安堪称中超“死敌”。 2014年，这位高姓领导执教江苏舜天，在足协杯决赛中，山东鲁能后卫球员麦克格文最后时刻头球绝杀江苏舜天，使其足协杯冠军梦想破灭。

山东泰山队在亚冠赛场同样遭遇申诉困境。 2024年10月，主教练崔康熙因在亚冠联赛中辱骂裁判被亚足联重罚禁赛六场，助理教练金铉敏也因暴力行为被停赛十场。 面对这样的严惩，山东泰山队决定提出上诉，由于一系列违规行为证据确凿，上诉被接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024年10月亚冠联赛首战，山东泰山队3：1击败澳大利亚中央海岸水手队后，短短一天之内，球队突然宣布不服判罚，直接上诉亚足联，要求严查“黑哨”，甚至可能重赛。 争议焦点出在上半场补时阶段，裁判突然吹响哨声，给了对方一个点球。 回看视频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犯规动作，就连著名足球评论员黄健翔都忍不住说这是裁判“硬黑”给的点球。

中超裁判的整体水平问题也不容忽视。 主裁判邢琦在一个赛季内已经三次被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评议组公开确认为错漏判。 在中超第23轮武汉三镇主场迎战上海申花的比赛中，邢琦对特谢拉的犯规只出示黄牌，而足协评议组一致认为这应该是一张红牌。

裁判判罚尺度不统一的问题长期存在。2025赛季刚一开始，“裁判争议”就冲上热搜。球迷统计，本赛季前五轮，中国足协就收到了7例俱乐部申诉。 尽管足协近年来尝试公开裁判评议结果以进行改革，但争议并未平息。

VAR技术的引入也未能完全消除争议。 在某些案例中，甚至出现了“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 在津门虎与蓉城的比赛中，周定洋的踩踏动作被红牌罚下，赛后却被评议组认定应为黄牌。 这让球迷感到困惑，直言“看VAR比看进球还紧张”。

2023赛季前二十轮的数据显示，中超重大错漏判数量同比激增40%，平均每场出现2.3次争议判罚。超过60%的争议判罚最终指向了特定俱乐部。裁判团队普遍存在跑位意识滞后、规则理解偏差、VAR使用机械等问题。

封闭的管理体系被认为是根源之一。 现行裁判培养体系被指仍停留在体工队时代，选拔中论资排辈现象严重，35岁以下主裁判占比不足15%。 考核机制形同虚设，有知名裁判连续三个赛季判罚准确率低于70%，却依然能位列“金哨”候选名单。

在中超第14轮山东泰山主场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中，费莱尼头球攻门得分，但裁判王哲却借助VAR回溯到一分钟前，找到了费莱尼和对方后卫张琳芃之间的一次微小拉扯，将进球宣告无效。

山东泰山球迷对此反应强烈。 32家泰山球迷会联合发表了《山东球迷致国家体育总局的一封信》。

从实践来看，针对裁判判罚问题的上诉成功机会极低。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知道了上诉裁判无法成功，还不如撤销上诉给裁判留下一个好印象，要不然山东泰山B队在中乙的比赛也不太好踢了 ”，这种观点反映了俱乐部在申诉时面临的两难处境。

此次最新申诉事件发生在中乙联赛，这一级别的比赛“关注度不如中超，裁判的判罚问题也不能引起球迷的太多关注”。 这种低关注度可能使得中乙联赛的判罚问题更少受到外界监督。

山东泰山队在国际层面的申诉也遭遇了挫折。

这一案例表明，中国足球俱乐部在国际申诉机制中也面临挑战。

足球管理机构面临平衡裁判权威与比赛公正性的挑战。 一方面，维护裁判在场上的权威是确保比赛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过度维护裁判可能使明显误判得不到纠正。 从山东泰山队的多次申诉案例来看，足协明显倾向于支持裁判的现场判决。

中国足球的申诉处理缺乏独立性和专业性。 许多国家设有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或专门足球争议解决委员会，而中国足球的申诉主要由足协内部的评议组处理，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模式难以确保公正性。

山东泰山队的多次申诉失败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国足球整体治理水平的挑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系统性改革而非零敲碎打的调整。 中国足球需要在维护裁判权威和保证比赛公平之间找到更好平衡。